和炉石主播们去新疆
内容速读：
四位主播：毛毛，囚徒，王师傅和SOL君在前一天已经给这里的孩子们上了8节课：美术、魔术、英语和体育。作为“乡望特别行动”的参与者们，他们要在4天里走访新疆伊宁县的三所学校。伊宁县第二小学的捐书仪式是活动中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会通过熊猫TV进行直播。所有的支持和质疑都以弹幕形式直接出现在直播画面上。那些质疑好像让主播们的心情瞬间糟糕起来。
第二小学捐书仪式结束之后，囚徒低声问组织这次活动的山东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工作者冯梓航：“下次能不能不要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在熊猫TV的直播间里，超过3万人通过直播观看了整场仪式，就像大多数人记忆中的一样，整个仪式看起来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校长讲话、主播代表讲话、书记讲话、优秀学生代表讲话、捐赠图书，最后是参加活动的全校学生表演手语操“感恩的心”。 四位主播：毛毛，囚徒，王师傅和SOL君（几乎所有人都会叫他“王”）在前一天已经给这里的孩子们上了8节课：美术、魔术、英语和体育。作为“乡望特别行动”的参与者们，他们要在4天里走访新疆伊宁县的三所学校。伊宁县第二小学的捐书仪式是活动中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会通过熊猫TV进行直播。 直播间里的气氛大体是温情的，绝大部分人表达着对主播的支持，但也有一些不以为然的观众，“忍心让孩子们站在太阳下那么长时间？”“又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他们的飞机票都比捐的书贵。”所有的支持和质疑都以弹幕形式直接出现在直播画面上。 那些质疑好像让主播们的心情瞬间糟糕起来。 观看反馈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每次活动之后，他们都会立刻打开手机浏览弹幕。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会相互开玩笑或把有趣的弹幕大声念出来。但也有些瞬间——很少的瞬间，沮丧和愤怒会忽然迸发出来，根据我的观察，这往往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带着恶意评判他们的弹幕。接下来四个人就开始相互安慰，我私下里把这种时刻叫做“治疗时间”。
“总是有些人会带节奏，”王师傅安慰SOL君，后者是一个身材瘦弱的少年，黄黑相间的头发令人印象深刻，看上去好像某些事情突兀地打断了他染发的过程。为了避免“给孩子们带来坏影响”，在学校出现的所有时间里，他都戴着一顶帽子。 同样戴帽子的还有囚徒，这位1983年出生的主播是4位主播中最年长的，囚徒也有一头黄头发，自称“一位专业的魔术师”他有丰富的表演经验，也有足够长的魔术授课经验，他在课堂上游刃有余，轻松地调动着所有人的气氛。 “你捐200本书，他们就会问你为什么不捐2000本，你捐了2000本，他们就会问你为什么不每人捐一本，为什么不直接捐书就好不要过来，”王师傅继续开导SOL君。“喷子总能找到喷点，只要想黑你，怎样都可以黑。” 这个主播组成的小团体有许多有趣之处，4个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迥异的人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和谐。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固定的，SOL君经常发出孩子气的抱怨，囚徒总是熟练地负责起对外联络的活儿，并随时让沉重的气氛走向轻松，王师傅往往会用清晰的理论劝导他人和表达自己的看法。毛毛是4个人中唯一的女性，在其他3位主播表达牢骚的时候，她往往保持沉默。 “不要搞这种形式了吧，”囚徒是这个小团队中的对外接口，“这样的东西影响太不好了。” 支教团的工作人员有些为难，对于一所位于边陲的小学而言，这种形式化不但是被需要的（学校、当地政府和当地电视台都需要这样的形式），也是天经地义的。“手语操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种感恩教育，第二小学接受了全社会的捐助，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向好心人们表示他们的感激。”工作人员解释。 “不用感谢我们。”SOL君说，“我们就是来宣传一下支教的，捐点东西，不需要感谢我们。”
主播们非常在意舆论影响（用他们的话说，“被带节奏”），在我看来，这种在意甚至达到了谨小慎微的程度。在他们到达伊宁县的第一次晚餐上，毛毛对着餐桌上的大盘鸡拍照，王师傅立刻提醒她：“别发出去，否则有人会说我们就是来吃吃喝喝的。” 伊宁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个非常安静的小县城。这里距离国境线仅有500多公里，居民涵盖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汉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伊宁县城中心就像大多数县城那样没什么特点——除了饭店的维吾尔语招牌和墙壁上宣传民族团结的标语。 “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 伊宁仍然使用北京时区，但实际上这里的时区比北京早2个小时。我会在8点的时候走出宾馆，那时候天刚亮，大街上空空荡荡，饭店和商店都还没开。远处雪山的雪顶在天际划出白色的轮廓。街上的人要到9点才开始多起来，10点的时候，县政府喇叭会高声播放“爱我中华”，声音响彻街道。 2016年1月，山东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工作者冯梓航通过微博私信向多位主播发出了邀请，囚徒回复了他。“我们会过去。”冯梓航给我看了微信对话记录，从回复时间看，囚徒甚至没有征询其他主播的意见就代他们做出了答复。“我们负担费用和捐助，你们只需要负责联系学校就行了。” 熊猫TV和主播们对这件事保持着惊人的低调，这种低调来自于担心被批评为“作秀”，这次活动没有预热，没有通稿，只邀请了3家随行媒体：界面、优酷、触乐。触乐是最早得到通知的——提前3天，通知我们大后天在新疆伊宁县有一个助学活动，“你们有没有兴趣来看看？” 山东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希望这次行动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当地教育事业，他们负责了整个活动的全部协调工作。“这里学校的硬件条件还不错，但很缺老师，音乐、体育、美术老师都缺，所以我们就想让主播来宣传一下这里。”冯梓航对我说。“而且我们也想让人看一下，这儿不像传说里那么危险，非常安全。”
在某些事情上，伊宁并不那么像一个边疆县城，这次活动中的所有小学都有崭新的教学楼，两所学校的教室里甚至有巨大的多媒体触摸屏——挂在黑板后面，但好像不常会被用到。我们住在当地最好的宾馆：今年2月开张的腾飞宾馆，这个宾馆的硬件条件基本达到了如家的水平，挂牌价每晚280元。主播们对此很惊喜。某天下午，他们在闲聊中谈起这一点。“我原来还准备好要吃几天苦，”SOL君靠在椅子上说。“没有想到条件这么好。” 活动的大部分费用都是由熊猫TV承担，学生志愿者们显然想给我们最好的条件，但当地的条件和他们的精力毕竟有限。除了最后一天志愿者们从教育局借来了两辆面包车之外，其他大多数时间我们会自己打车（县城很小，到哪儿都是5块钱），偶尔打不到车，大家就步行。吃饭往往是各自解决，如果一起吃饭，大多是熊猫TV的随行人员出钱（最后一顿晚饭是支教团同学们出钱请我们吃的，非常丰盛）。 主播们——如果你意识到这是一群身家千万的年轻人——看起来对物质毫无任何要求。他们对吃没有要求，对住没有要求，如果当天没有找到车，那么当宣布大家必须走上20分钟到达学校（县城就这么小）时，所收获的也无非是几句自嘲式的哀嚎。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晚上一定要找到一个网吧，在第一天，这个要求把接待者吓得不轻，但之后几天就习惯成自然了。
我一直在找一个机会询问主播们关于熊大车祸的事情——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这两件事显然具备一定联系。今年年初，炉石主播熊大在深夜驾车以110公里时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出租车，SOL君、毛毛和囚徒都在现场，整个事故过程全部展现在屏幕上。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车祸的受害者现身知乎。“如果不是囚徒8分钟帮我赶到医院，我已去。”同是90后的受害者“虚空行者Lewis”说，“对于网络主播这一时代产物，不宜视之恶魔化，应当相信自上而下的利益相关者迟早会揭开它的新颜。” 尽管受害者保持着惊人的理性，但熊大的车祸让本已污名化的主播名声几乎被打入深渊，主播们被看成一群忽然暴富的低素质人群，一旦有了钱就会忘乎所以——就像90年代的陕西煤老板一样。 在那之后的几个月内，“直播飙车”都是一个被用来说明“主播膨胀”的最好例子，助学和慈善活动显然是一种重建社会形象的努力。但主播们对那次车祸保持着惊人的沉默，我怀疑任何试图提起那次车祸的尝试都只会收获反感。主播们同时对“作秀”这个词极端敏感，刻意地把自己的行为去崇高化。“我们就是来宣传支教，不需要强调主播这个身份。”王师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 王师傅是一位归国留学生，网络盛传他的身份是“富二代”，他教孩子们不同国家用英文怎么说。“我希望他们知道这些国家的英文名，以后也许就会想走出去看看。”他这么解释自己的想法。王师傅并不是一个熟练的老师，但不管孩子说成什么样，他总是会笑呵呵地鼓励学生“很好。”在这一点上，他挺像个外国老师。
囚徒的魔术课堂是所有课堂中气氛最棒的，小学生们（甚至包括听课的老师）简直被他迷住了。囚徒甚至会像一个真的教育家那样适当提出鼓励：“魔术需要长久的练习，学习也是一样，练习永远是枯燥的，但没有练习就不可能成为魔术师。”直播平台里立刻刷出一波弹幕“囚大蜜汁正义”。 毛毛的美术课被弹幕评论为“这是大学才能学到的课程。”她在课堂上展示服装设计、环境设计、UI设计，还会在显示屏上放出游戏图片，坦率地说，对于一群10岁的孩子来说，这有点太抽象了，但小学生们仍然听得非常认真。 几乎所有主播在面对学生集体起立，鞠躬的时候都会显得手足无措，仿佛他们被这种巨大的尊敬弄得不知如何应对，有些主播会严肃地鞠躬回礼，有些主播尴尬地站在讲台上。 SOL君没有讲台，他教体育，第一节体育课看起来更接近一场灾难，校方征集了37个“喜欢踢足球”的小学生，孩子们看着网兜里的足球，眼睛里满是不加掩饰的狂喜。校方为这堂足球课准备了20个足球，其中18个球是崭新的，这些足球在此之前可能根本舍不得拿出来用。 SOL君试图让孩子们“传球，学会团队的力量”，但是孩子们在5分钟后就把他完全抛在脑后，加上语言障碍，整节体育课看起来有点乱。30分钟后，SOL君宣布自由活动，接下来这些学生们就在操场上用最大的力量把球踢向天空。
所有的授课都通过直播平台向观众直播，观众人数最多时超过4万人。观众们的评价就和互联网一样，活跃，讽刺，甚至有些刻意冒犯。他们对一切发表不那么正经的评论——学校、学生、领导和主播。但很多时候观众也让人感觉温暖，第二天晚上，校方组织我们和学生们联欢，我把我的手机给我身边的女孩，她看着屏幕上的弹幕笑了起来。囚徒拿着直播用的手机走过我们身边。 “学生们正在看直播呢。”囚徒对着手机说，“你们说话都注意点儿。”然后他走开了。接下来许多弹幕出现在画面上。 “小朋友在看，大家说话注意一下。” “你们说话注意点，学生在看。” 那天之后的直播时间里，直播间里很少出现不合时宜的评论和玩笑。 回来后的第三天晚上，我打开了熊猫TV，在《炉石传说》板块，王师傅的直播间排在第一位，画面显示有9.2万人正在观看他的直播。伴随着《斯卡布罗集市》和《加利福尼亚之梦》的音乐，王师傅一次又一次地开始牌局，在关键时刻发表自己的点评，偶尔回应观众提出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每天晚上都有几万名观众，他会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吗？他会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所得不对等吗？他们会不会因为这种不对等而心态失衡？其他的人会怎么看主播们？会觉得这是一群因为运气好而忽然暴富的孩子，还是真正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的人倾向于后者，但现在大多数人对“主播”这一职业仍然闻所未闻。“在现实中，主播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公司的采购经理。”囚徒对我说，“你去参加个活动，人家一看名片，采购经理，你跟他说你是一个主播——主播是干什么的？” “会有不平衡？”我问。 “有些人会有，所以你看很多主播买豪车，就是因为他希望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当然也有个人素质的问题，但你开个好车，至少人家不会不正眼看你。” “所以你们要习惯逐渐成为公众人物？毕竟你们的影响力超越了很多二三线明星。” “我们现在缺经纪公司告诉我们怎么包装自己。”他说，“很多人宁可给那些小明星当经纪人，也不愿意给主播当经纪人，可能是觉得给小明星当经纪人更有前途，做两年可以给其他明星当经纪人吧。” 很多人觉得直播行业应该学习韩国娱乐行业制造艺人的方式“打造主播”（同时意味着对主播进行严格管理），也有些人认为应该像好莱坞那样，让主播拥有更大的权力。但不管怎么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现在的直播行业“太乱”。 在过去的几年里，主播们获取了惊人的财富，著名电竞主播若风在一次采访中把成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运气和时机好”，2014年到2015年，游戏主播们的身价普遍获得了10倍以上的增长。 像那个最朴实的市场学理论所说：商品的价格不由成本决定，而由供求关系决定，支撑主播身价的并不是他们所受过的教育或专业技能训练，而是足够多的观众数量，而观众数量又直接同社会主流人群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关。 知名主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签字费”，千万级别的签字费在今天已经无法引起太大惊叹。主播和直播平台的关系是合作式的，直播平台对主播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知名主播（像游戏一样，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主播被评为“S级”）粉丝众多，从而拥有在不同平台之间跳来跳去的权力，也就拥有了和平台讨论收入的资格。
在投资尚未进入直播行业的时候，主播和他们的观众一样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没有太多的钱，蔑视主流，善于以自嘲和降格来消解正统：你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你不理解我，我也不屑于让你理解，这让他们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随着财富暴增，整个社会（包括观众）看待他们的眼光都发生了变化。 一天中午，吃完午饭，我和主播们走回宾馆，我问SOL君，他希望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 “我希望大家把我看成一个好朋友。”SOL君说。 “现在不是吗？”我问他，在我看来，无时无刻的调侃有时候也会让人烦恼，但我以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些。“他们会和你开一些很亲切的玩笑，你觉得这些玩笑太过分了？”我问他。 “老水友没有问题，但是那些第一次来的人一看，满屏幕都在叫王，他们就会误会。”他说。 我想起了那个传闻，“有人说你膨胀了？” “我没有，我觉得我还和以前一样，但是有些人就说我膨胀了，搞得现在我很多话都不敢说了。我和以前一样，我以前也会说，比如有了钱我就买一个岛，把朋友们都接到岛上去，是开玩笑嘛。以前大家知道你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就有人说，有几个钱就这么得瑟了，所以我现在只谈游戏。” “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直播平台的员工对我说，“假如有弹幕不停骂你，你又不可能不理他们，整个直播过程随时要和观众聊天，你不能不说话，如果所有人都在说你不想说的事，你的心理负担就会非常大。”
或许始终保持戏谑是主播们减压的一种好方式，无论主播还是观众，戏谑嘲弄和消解高尚都是他们熟练使用的手法。但无论如何，随时接受别人的评论的压力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 这些主播们正在学习着如何成为公众人物，虽然我怀疑他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或者是因为不好意思，或者是因为下意识地逃避责任，或者只是因为还不习惯。但我认为主播们迟早得学着接受这些，这会让他们失去一些自由，但他们恐怕不得不这么做。 直播行业和主播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主流，在几年之后，直播行业将不再会是是边缘文化，主播也不再是闷在屋子中的非主流少年。他们会成为公众人物，他们拥有足够的影响力，也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会给观众们带来什么影响。 在唯一一次正式采访的时候，我只问了一个问题，问主播们他们在这场助学活动中最受感动的时刻是什么。 “捐赠仪式上孩子们对我们唱《感恩的心》。”囚徒说，“可能屏幕前的观众觉得那很形式主义，直播体现不出当时的气氛，我当时特别感动。” 王师傅和毛毛表示同意，“当时真的很感动，我感觉就要哭出来了。”毛毛说。 “我觉得不好意思，我站在那儿觉得别扭。”SOL君说。 我问他：“那你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和学生们吃饭吗？”SOL君说，“我当时只是想一个人自己吃饭，但是有个孩子，看到我一个人在那儿，就过来坐在我身边，陪我说话，让我不那么无聊。” “那是我最感动的时刻。”他说。